送别宋延光，那个从“宋校长”到总工的东风开拓者｜汽车记忆

[车友头条-车友号-帮宁工作室]  体育也抓得很紧。一个体育代表队，一个文艺社团，同学们都集中住。我们一进校就参加劳动。大四后，我被抽调参加学生会工作，开始半脱产学习。一般来说，这要延长一年毕业。但我基本能跟着原班一起上课，没落下什么课程。

1965年做毕业设计，我到洛阳拖拉机厂实习了一段时间。回来后，被派下乡搞了半年“四清”，1966年回到学校。

毕业前学校征求我意见，愿不愿意留校读研究生？我拒绝了。那时候都想做事，国家培养这么多年，应该为国家做贡献，都是这种心态。但因为文化大革命，清华大学延后一年毕业，因此，我们到1967年才毕业。

留校这一年做什么？搞教改。文革后，毕业班也分派，有人参加，有人不参加。但高班不像低班色彩那样浓，斗争那么狠。教改得自己找地方，对教育体制、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等进行评估，提出建议。

我们班部分同学自发组织到南苑拖拉机大修厂（现在的南苑机场）参加劳动，这是当年北京市市长彭真为支援农业而修建的修理厂。我们一边和工人师傅交流，一边研究课程设置。

后来工厂开始武斗，我们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，有28人被分配去二汽。

▍投入二汽建设

二汽是三线建设，在十堰造军用越野车，用来拉人拉炮，产品称为25Y（两吨半越野车）、35Y（三吨半越野车）。去二汽政审很严，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要符合要求。我是工人家庭出身，社会关系没什么问题。

报到的过程有些曲折。毕业分配后，我们留在学校等二汽接收，学校开始武斗。宿舍里住不下，还没离开的同学就拿着行李卷，集体搬到位于西大操场的大礼堂住。这样住确实不方便，十几天后，我们跟机械部汽车局打电话反映情况，请他们解决问题。汽车局也基本不上班，腾出部分办公室让我们住。

我们挺高兴，总算能离开这个漩涡了。办公室里住不下，又找了一个较大的房间，条件比学校稍强，中间用资料柜和隔帘一挡，男女同学各住一边。白天我们帮着做些劳动，剩下的时间自己安排学习。